少数族裔如何走出“无法呼吸”困境？
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如星星之火一般，不仅在美国各大城市频繁暴发，而且在世界多国蔓延。
随着针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的示威活动席卷越来越多的国家，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已经成为活动人士和激进主义者解决本国种族不公正问题的跳板。从美国到巴黎，从伦敦到悉尼，愤怒已经沸腾，抗议者们谴责弗洛伊德的死亡方式并呼吁平等。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则进一步加剧了种族主义的抬头。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有意误导民众，将新冠病毒视为黄种人才会感染的病毒，好像病毒有智商，能够按照人种、肤色去传染。谁知道病毒不仅不讲政治，还是个”色盲“，竟然一度让欧美各国成为全球疫情大暴发的“震中”。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西方社会不同种族间的人权落差进一步放大，少数族裔的失业率和致死率都高于白人群体。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欧美各国几无招架之力，只得疯狂“甩锅”，肆意散布各类“政治病毒”。特别是特朗普，在全美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之际，两度躲进白宫地堡，不但不痛定思痛，反而在推特上声称要以军队镇压示威活动，并以“低等生命”“失败者”称呼示威者。这些煽动暴力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种族矛盾。事实上，西方社会始终是嘴上的种族平等和心理上的种族歧视并存。可以预见，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下去，未来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死去！
5月30日，加拿大爆发大规模反种族歧视游行。加拿大的示威游行除了和弗洛伊德有关，还和本国刚刚死去的29岁的非裔妇女蕾吉斯有关。她被怀疑遭到了警察的谋杀，从而在加拿大国内非裔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
紧接着，英国、德国两国相继暴发示威游行。6月2日，在法国巴黎，大约20000人无视新冠疫情期间禁止10人以上集会的规定，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并且和警察发生零星冲突。法国的示威活动也是受到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压颈致死事件的刺激，但法国民众自发聚集起来，却是为4年前法国非洲裔男子阿达玛·特拉奥之死伸张正义。
2016年7月19日，当时24岁的特拉奥在身份检查时与警察发生冲突后逃跑，在长达15分钟追捕中被捕，3名警察用自己的体重来制伏特拉奥，随后特拉奥在警车上失去了知觉并死于附近的派出所。
阿达玛·特拉奥的情况与乔治·弗洛伊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黑人，都是与警察的接触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两人都挣扎着呼吸。
他的姐姐阿萨·特拉奥说，警方告诉她，他的临终遗言是“我无法呼吸”。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他们说的都是同样的话。”
“这就是乔治·弗洛伊德的结局，这也是阿达玛·特拉奥的结局。”
更诡异的是，有关特拉奥之死也有3份相互矛盾的医学报告，司法部门在持续调查中进行了三次医学鉴定，均称阿达玛之死与宪兵的抓捕无关。但在2018年，特拉奥家人委托一家机构进行了医疗评估，结果显示特拉奥雷可能死于警察的约束方法引起的体位性窒息。
和弗洛伊德之案的高度相似，激起了法国民众的愤怒之情。“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在法国发生的事情，”6月2日早些时候，特拉奥的姐姐阿萨向大批民众发表讲话。她说：“我弟弟死是因为他是黑人，我弟弟死是因为他来自贫困地区。”
尽管弗洛伊德之死发生在千里之外，但生活在欧洲的非裔人群仍可感同身受。
5月30日和6月3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在伦敦市中心举行了抗议活动，举着“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谴责美国和英国对黑人的非人道化行为。根据英国政府的数据，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每1000名白人中有4人被拦下接受搜查，相比之下，每1000名黑人中有38人被拦下接受搜查。
黛博拉·科尔斯是调查英国国家相关死亡案件的慈善机构Inquest的执行董事。她表示，2010年至20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741人死于警察拘留过程中。在这一数字中，出现限制和使用武力的情况下，黑人、亚洲人和少数族裔在拘留中死亡的人数比所有其他在拘留中死亡的人数高出两倍以上。
科尔斯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如果你是黑人、亚洲人和少数族裔，尤其是年轻的黑人男性，则受到电击枪、枪支和警棍等约束武器或装备后死亡的可能性会更大。”
她还说，对处于困境中的黑人的非人性化对待引发了“侧写”的问题（所谓“侧写”，指根据心理咨询者的行为方式推断出他的心理状态，从而分析出他的性格、生活环境、职业、成长背景等），“高大、黑人、危险和暴力”的种族刻板印象正在影响一个人对待另一个人的方式。科尔斯补充说:“这些问题是美国抗议活动的重中之重，引发了真正的集体悲痛和愤怒。”
“美国黑人面临的偏见与我们在英国面临的偏见相同，”20岁的非洲裔女孩谢恩表示“当一个人受伤了，我们都会受伤”。据BBC报道，英国警察对黑人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对白人的4倍。近几年间，已有多名非洲裔在与英国警察的冲突中死亡。
种族主义：理解世界的方式？
即使“反对种族主义”早已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但西方政府暗流涌动的种族主义倾向却是源远流长。
种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列强瓜分非洲的年代。当时非洲的资源被大量掳掠到欧美各国，这些人被当作奴隶售卖，成为助力西方经济发展的宝贵人力资源，却没有获得相应的人权。种族主义者通常持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以至于在20世纪中叶以前，种族主义一直作为一种西方社会的常识广泛存在着。在经历了20世纪的二次大战，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和西方国家内部的种族平等运动后，世界很多国家内部开始强调反对种族主义的政治正确性。换言之，在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的“祛魅”不到一百年，种族主义的仇恨却绵延了数百年。
联合国并没有定义“种族主义”一词，然而它解释了何为“种族歧视”。根据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定义，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这是对种族歧视的官方的，也是为国际社会所认可接纳的严谨定义。
实际上，种族歧视的表现有公开的、合法的，有隐蔽的、实际的。登峰造极的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这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基本国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中期以来，白人种族主义当局颁布的种族歧视法令就多达100多项。美洲的黑人、印第安人,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欧洲的原殖民地移民、少数族裔和外国工人，亚洲的“部落民”和种姓集团等，都是今天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欧盟基本人权委员会（FRA）发布报告说，欧洲一直主张人权、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欧盟地区种族歧视问题现在依然很严重。报告指出，遭种族歧视的主要是少数族裔，可以说生活在欧盟地区的各少数族裔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歧视，受歧视处处存在，如居住、上学、看病、找工作和就餐等。一项调查显示，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51%的穆斯林说在宗教信仰和肤色问题上受歧视最严重，平均每个穆斯林在过去一年中都受到8次种族歧视，从年龄上看，16岁到24岁的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受歧视更多和更厉害。
有89%的人受种族歧视后并没有报警，其中43%的人说他们不相信警察局。报告还表示，居住在欧洲的穆斯林受歧视最严重的是意大利和马耳他，其次是德国和西班牙，然后是芬兰和丹麦。报告说，少数族裔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尽管他们居住了好多年，但当地人还认为他们是“异族”，各少数族裔自己感到社会根本没有接纳他们。
在澳大利亚，40%的亚裔移民曾遭到歧视，其中马来西亚人尤其经常受到攻击，其次为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澳人也很容易对中东背景的人抱有偏见。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项舒晨在5月28日晚“哲学与现代世界”的线上讲座上，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社会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曾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林肯、19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曾经发表过种族歧视的言论。她总结了西方种族意识表达的几个要点：第一，种族等级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第二，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是永恒不变的。第三，种族他者是邪恶的。第四，种族他者是非理性的，是介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另一种类别。第五，种族他者的种族灭绝在道德上是可以允许的。
为此，项舒晨指出，我们不必特别惊讶于一些政治家或哲学家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文化的根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他怎么可能一下子脱身？他很长时间都会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世界”。
移民、难民加剧种族主义
作为中国资深的驻法记者，郑若麟用二十年的时间观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体制，在接受《万博体育网址周刊》专访时指出，冷战后，一方面是苏联式的专制国家中，民族自治模式在中东欧完全失败，许多国家爆发了民族冲突乃至种族清洗；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尽管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早已消除，法理上的种族平等也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乃至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但在观念上，种族主义，包括传统的种族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敌视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新种族主义，如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汉斯与白奥主义，法国的勒庞现象等等，仍然有所发展。
从大战的废墟中走出来，欧洲资本主义体制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中，为了显示出发展得更好，广泛实行福利社会制度。种族主义就是福利社会的副作用之一。
二战之后，经济恢复的法国国内劳动力不足，从早期的殖民地国家引进了一些劳动力，其中就包括非洲的黑人。这些人单枪匹马到了法国，有些和法国人通婚，有些妻儿还在非洲，随着人道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他们的妻儿也被一并接到了法国。这时候就出现了问题。福利社会保障劳动能力不强，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也能有一份最低收入，特别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法国光荣30年之后，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劳动力过剩。第一代黑人的下一代就开始出现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当白人和黑人同样都找不到工作，两者呈现出某种竞争的态势的时候，种族主义就重新沉渣泛起。
从权利上来说，每个种族是平等。但从每个种族的传统、文化上来说，差异巨大。亚裔就非常勤劳，劳动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来自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一些人种，文化中就没有劳动最光荣的传统，再加上有福利制度的最低生活保障，导致容易养成一种懒惰的习惯。这些外来移民包括非洲人，就不会那么积极地去寻找工作。这种现象在法国非常普遍。
“有些非洲部落还允许一夫多妻。一个黑人，有两到三个妻子，每个妻子有三四五个孩子，让他们的父亲不用任何工作，仅靠从政府领取的救济金就可以生活下去，这种不劳而获的现状遭到了白人的反对，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再加上这些阿拉伯人、非洲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而不是法国的天主教，在宗教上又形成了另外一种隔阂，进一步加剧了一部分法国人的排外情绪。”
皮尔-安德烈·塔吉耶夫作为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公认的权威学者，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指出，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新种族主义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当代法国甚嚣尘上，这就是所谓的勒庞现象。
法国从七八十年代出现了勒庞现象。让-玛丽·勒庞是一名法国的白人军官，曾经在阿尔及利亚作战，他反对外国移民到法国来谋生，主张把这些人送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到了九十年代初，勒庞所在的国民阵线这种极右翼政党就开始获得10%的选民投票。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勒庞有了大的突破，以17.4%的得票率把传统右翼候选人若斯潘打败，进入第二轮。
勒庞在大选中表现出的巨大煽动能力，使得在最基本的民主人权问题上持有共同底线的左右两派都大为震惊，并为此发动了罕见的左右派共同抵制勒庞的行动。尽管最终他负于希拉克，但却震惊了整个欧洲。
塔吉耶夫认为，勒庞的种族主义正是打着捍卫“差别权“的旗号，他们鼓吹反犹，但并不像希特勒那样直接谩骂犹太人，而是谩骂所谓威胁了“差别权“的”世界主义者“。将“世界主义者”替代“犹太人”，以此来混淆识别反犹太主义的标准。他们鼓吹驱逐非洲裔移民，但不是说“黑鬼滚下海去”，而是说“必须安排第三世界的移民回家”。
郑若麟指出，2002年，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勒庞把国民阵线党交给了女儿玛丽娜·勒庞，极右翼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与其父亲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反犹的旗帜扔进了大西洋。所以，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她以第二名（21.7%的有效选票）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这让人们意识到，法国再也不可能出现左右翼共同反对勒庞的战线了。最终，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马克龙，但是她与2002年她的父亲让-玛丽·勒庞惨败于希拉克的现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时候支持她的法国选民已经非常之多，民调显示她的支持率在40%以上，极右翼已经进入了正常的法国政治生活领域。
极右翼的选民一般都是中下层民众，自身的经济状况特别不稳定。当经济增长趋缓或者衰退时，容易失业。一旦失业了，他们就会把导致自己失业的原因归咎于和他们社会地位差不多的、底层的外来移民。他们认为是这些外来移民抢夺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资更低。当极右翼宣称问题的症结就在外来移民，把他们赶回自己的国家就能夺回失去的就业机会，赢得美好生活时，很容易就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因此，在家里生活的理想变成了反移民仇外思想的工具。
“欧洲各国的种族主义重新泛起，基本上都是从90年代开始，到2000年以后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高潮，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外来移民越来越多，而经济却增长得越来越缓慢，经济危机越来越明显。”郑若麟说，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移民，一方面是非洲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失败，另一方面则是中东战事不断，产生了很多难民，逃亡到欧洲。
郑若麟指出，还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被认为是反犹的国家，犹太人在欧洲处于少数族裔的地位，也是种族主义所排斥的对象。今时今日，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一股左翼政治势力，希望引进外来移民，把欧洲变成一个混杂人种的社会。不但人种复杂，而且希望在文化上也变得多元化，大家享有同等权利，这样似乎就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雏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欧洲接受了大量的移民。问题是外来移民越多，经济发展就越困难。当然，两者之间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是当经济发展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底层劳动人民就容易把外来移民视为他们的威胁，他们的敌人。“这就是种族主义在欧洲日益发展，越来越激烈的主要的原因”。
为此，西方学界有种观点认为欧洲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时候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特别是在近年来的欧洲难民潮下，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反种族主义就越来越明显。
反种族主义任重道远
事实上，许多西方政治精英并无意根除社会不平等的痼疾，甚至一些人本身就是“白人至上”的拥趸。对此，哲学学者项舒晨就认为，“没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存在。”
郑若麟也认为，西方人在种族问题、文化差异问题上，有着固有的、难以改变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又是在不断变化的。 例如父亲勒庞是坚定的反犹分子，玛丽娜·勒庞则不反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大差别。但是在今日法国的历史书上或者媒体报道上却很难找到具体的描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而特殊的现象，很多人明白了也不说，或者不敢说。因为说这样的话很容易掉进政治不正确的陷阱里去，所以，他们就在种族主义上面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差异来。
他们以关心文化的道貌岸然，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倒所使用的“美丽词语”。首先是将种族向文化移位，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其次，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不可挽回地相互不可吸收性。直接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可以以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价值的名义实施。总之，他们从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
这些表面的话语之下，让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迷惑性更强了，其种族歧视的实质却并未改变。
“照我说的去做，而不要照我做的去做。”郑若麟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些表面词语的内涵，如果我们不理解它所特指的一些内容，就无法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比方说法国有一些青年犯罪非常严重，而这些青年都是阿拉伯人和黑人。黑人青年和阿拉伯人就是犯罪的同义词，这明显是一个种族主义言论，害怕政治不正确的媒体也不敢这么报道，他们就开始换了一个词——郊区青年。
阿拉伯裔和非洲裔的青年因为贫穷，大多数住在巴黎郊区。所以，在法国媒体上，郊区青年其实是一种特指，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包括白人、黑人、犹太人、亚裔的一个宽泛概念。已经离开法国七八年的郑若麟感慨，“法国的语言变化让他对某些词语的定义也变得不太清楚了”。
事实上，只要我们承认价值多元化是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建立在个体价值差异基础上的“偏见”——无论是关于种族，还是关于阶级、文化、职业、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乃至其他方面的“偏见”应该说就永远无法消除，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不应该被消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今，西方社会右翼政党、民粹派别纷纷崛起，如何防止这种“偏见”被“组织”起来，如何反对新意识形态之下的种族主义，对日趋撕裂的整个西方社会而言，这是一道难解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