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生死之外，人生都是小事

特约记者｜张英

　　整个春节，毕淑敏都是在北京南城的家里度过的。

　　其间她一直在写长篇小说，所以连央视春晚都没看完，就早早睡了。一是保持好的身体状态，好积攒精力用在创作上；二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保持对病毒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我在采访毕淑敏的几个小时里，她家里的门铃不断响起，不同的快递员送来了蔬菜瓜果，和她在网上购买的各种日用生活品。平时的日常生活外出，都尽量减免，以节省出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上。

　　70多岁了，毕淑敏觉得，时间对自己最宝贵。疫情时期，她没出过门。大部分时间，她都憋在家里，偶尔以医生和作家的身份，接受少量媒体采访。

　　2003年，北京“非典”出现，在那场席卷全国的疫情中，有医学和写作双重背景的毕淑敏，被中国作协点名邀请，和何建明、王宏甲等作家组成采访团，深入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医院等抗击“非典”前线，采访了许多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甚至火葬场的工人；走访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等专业医学科研机构，还到北京市委、国家气象局、外交部采访。

　　最后，毕淑敏花了八年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花冠病毒》，2012年图书出版。这个长篇小说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突发瘟疫，一种名为“花冠病毒”的新型病毒的暴发，让整个城市运转停滞，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成为抗毒一线的采访组成员。在抗疫小组内，罗纬芝深入了解了普通人面对恐慌和毁灭时的心理困境。无意中，罗身染瘟疫，命悬一线，却又不可思议地获救，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事件发展不断失控，官方急救药物却迟迟研发不出，然后城市封锁、民众出逃、抢购成风……人类对病毒的挑战进行了英勇的反击与抗争，人该如何构建内在的心理能量，战胜强大的对手？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随着春节的来临，人口多流动，感染迅速从武汉蔓延到全国。敏感的记者们想起了《花冠病毒》。这本书里出现的封城隔离疫情、市民超市抢购蔬菜水果和生活用品的描写，和今天的现实生活，出现了惊人的“重复”。

　　有记者觉得这是作家的伟大，称毕淑敏是预言家。她的回答是，小说中有她对2003年北京“非典”时期的生活场景观察，但小说故事里的大部分内容，则是出自想象和虚构。

　　“写《花冠病毒》，就是害怕瘟疫的再次袭来。上一次已经很明确地锁定了野生动物是病毒的宿主，SARS以后，北京不让买卖野生动物，市内取缔宰杀活禽，一直坚持到现在。广州应该也好了一些，起码果子狸不吃了吧。但是武汉和其它有些地方的人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继续吃野生动物，重蹈覆辙，多么愚昧和危险！

　　毕竟做过内科医生、心理医生，凭着职业出身的敏感，毕淑敏很关注疫情的发展。“以我当专业医生的经验判断，这种新型的传染病毒，现在还没有特效药能够彻底治愈，医药开发需要一个过程。我经历过非典，这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毒，不能寄希望于速战速决，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和很多作家的经历不同，毕淑敏是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作家。她是内科医生，北京作协副主席，也是国家执业的注册心理咨询师。1969年，她16岁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军医等，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毕淑敏开始文学写作，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她的文学写作，大气厚重，关注时代和现实社会，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作品产生强烈社会影响，作品具有浓重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作家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的出现：“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鲜与健康的因子。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毕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静乃至循规蹈矩，难能可贵。她写了像《昆仑殇》这样严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

　　1998年，毕淑敏攻读了北师大心理学博士课程，成为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经验丰富的她开始直接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线病人，还继续通过一系列心理学病理案例非虚构写作，公开出版物和演讲，治病救人。

　　在开设诊所几年后，她关闭了自己的诊所，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回到家里继续写小说，出版了一系列以心理医生为背景，以心理学知识治病救人的小说作品。

　　在我眼里，她是一位温暖有爱的作家、悲天悯人的医生，秉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以笔为旗，身体力行，用文学、医学，治病救人，在夜晚黑暗里，用爱与希望点亮了生命的灯。

为什么读心理学博士

　　张英：你为什么对心理学感兴趣？

　　毕淑敏：我首先是对人特别有兴趣。很多人的职业选择，都与兴趣、爱好有关，比如对大自然有兴趣，或者是对历史、科学某一方面有兴趣，最后就成为了职业选择。

　　我对活生生的人特别感兴趣。这可能跟我以前当医生的经历有关，我学了人的生理解剖，也在临床看过很多的死亡。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患病，也有很多健康的人。人在生理的结构上，是大同小异的。在这个看起来相同的躯壳里面，为什么有如此不一样的灵魂？他们的行动，为什么千变万化？

　　很多人以为，我从医学到写作，是一个很大的跨度，然后再去研究心理学，又出现很大的跨度。从我个人来讲，我的研究对象都是人。毫无疑问，医生的研究是人，文学也被称为“人学”。作家里头，可能有人写动物、有人写植物，不管你写什么，你都是从人的感受出发，从人的角度去体验、观看这个世界的。

　　心理学，这门科学，简言之就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和你做的是什么？这是心理学最简单的定义。我觉得很有意思。文学中，我知道很多作者把握世界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基点，是他自己的眼光。我希望在自己的眼光以外，还有更科学的眼光，这两者结合起来。

　　张英：你学习心理学的机缘是什么呢？

　　毕淑敏:我之前听过一些心理学的课，没遇到特别好的老师。某次朋友告诉我说，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孟平教授，将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带两年的硕士研究生，朋友说老师的学问很好。我就去交完学费，自费。

　　我跟家里人打招呼，说这个学，很可能我上着上着就不上了，学费就算白交了。我先生说，你既然愿意去学，不用考虑学费的事情。若你学得没意思，也可以不去。

　　我就这样读了心理学硕士。我们班上，有已经是心理系博士毕业了，也来学习。我不是为了择业，也不为了去著书，也不为了在学科打一番天地，只是因为好奇。

　　张英：47岁重新回校园上学当学生，感受如何？

　　毕淑敏:刚开始有点狼狈。因为是心理学的硕士学位班，人家都有基础，都是学过心理学的。

　　刚开始的前几堂课，听得莫名奇妙，不明就里。老师讲到心理学特定词汇，完全不知是什么意思。只能当时记下来，晚上回来再查书。这样不停努力，学到后来，慢慢可以钻进去了。

　　隔了一段时间，林老师有一天跟我说，毕淑敏，你知不知道已经有同学嫉妒你？我说我基础那么差，年纪大，又没有心理学本科基础，也没什么实践的经验，有理由成为您最差的学生。他们为何嫉妒我？

　　老师说，同学们议论你比较神奇，怎么可以这么快入门？

　　老师对他们说，毕淑敏以前做生理上的医生，后来又是文学家，这些都是以研究人为对象的。她来学心理学，在迅速把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补上后，就从一个高起点上前进了，将心理学的知识融汇贯通。

　　举个例子。老师放一段真实的案例录音。某女生妈妈过世了，女生非常难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倾诉哀伤。心理医生对她有一些疏导，结果无效。该女生情绪非常激烈，难以平静。老师此刻按下暂停键，问大家从对话里听到了什么？有同学说，听到悲痛，母亲去世了。有同学从她的哭泣里，说听到她最后没有见母亲一面产生的极度惋惜。还有的同学说因为对母亲感恩之心，却永远不会有机会倾诉，强烈哀伤加上自责。

　　老师问：还听到了什么？为什么心理咨询师感受到了来访者的上述情绪之后，表达同感，但没有收到效果？大家都沉默。我终于鼓起勇气举手说，我在以上录音中，听到了愤怒和仇恨。有一些母女，其实是冤家，之间有很多未解心结。母亲去世后，她再也不可能当面解开心结，哭泣内包含着怨恨，无以疏解。老师接着收起暂停键，继续放录音，结尾处，那个女生说：我跟我妈一直有仇。这个仇我再也不能报了，甚至连宽恕也不可能了。这样的心结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心理医生就要对症下药，帮助女生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例子出现多了，同学们就对我有了好感，后来还选我当了班长。

　　总之，当我掌握了心理学最初的知识点后，加上我对人生的了解，当医生的经历，就会学得稍微好一些。

心理医生遇到的问题

　　张英：心理学学完之后，你去开心理学门诊了。

　　毕淑敏:心理学对我自己的帮助比较大，让我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学习心理学以后，我会知道，我为什么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对生命那样关注？我为什么会对人有兴趣？我注意力的焦点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去环球旅行？等等。

　　我现在已经比较清楚，我的人生要的是什么。

　　我希望对别人也有这样的帮助。决定面向普通群众，开个心理诊所。加上我曾是医生，有生理、病理学的知识。我就去开了这个诊所。

　　张英：这个心理学诊所开了多久？效果如何？

　　毕淑敏：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中国普通百姓对于心理医生的接受程度还比较低的，没有现在这么普及。

　　朋友们给我出主意呢，挂靠一个大学，或挂靠一个医院，或干脆做一个NGO，或者慈善机构等，有助于背靠大树，借用资源。我还是以个人名义开办了诊所，直接面向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注册了“北京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

　　诊所开办了前后三年，来的人实在太多了，车水马龙。我面临了新问题：来访者太多，排队太久，我根本来不及看那么多号。

　　我自此知道了心理学的宝贵和重要。对于此刻的中国人民来说，急需心理帮助。我一个人势单力孤。心理医生看一个来访者，谈话50分钟，中间10分钟。并不是休息，要做记录。

　　林老师训练我，不可以到外面迎接来访者。你只能安坐在座位上，然后站起来，面带轻轻的微笑，静等着来访者走过来。这个见面的第一个回合，有它的象征意义。是他的主动求助，他必须要为这个举措负起责任来。当他一走进诊室时，双方的精神对决就开启了。说实话，我用了很长时间，来适应这个要求。把握住不迎过去，不主动迎接来访者。

　　每一次迎接来访者的感觉是：诊室门开了，来访者带着一团未知走进来。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来，有什么要来，等等。但我知道，我将陪伴他走过他人生的困难时期，有时甚至是某种危险过程。

　　通常和来访者谈话时，为了缓解他的压力，是不当面记录的，只能开动脑筋记下来，有时写下很简短的几个字，主要靠事后回忆。来访者走后，因为他以后还要来，要言简意赅地记录下来。有时顾不上喝水，下一位来访者就到了。一天工作下来，最多看八个来访者。一周才能看多少人呢？40多人。

　　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一对夫妇，从春天树还没长叶子就预约我的号，到了秋天树叶都落了，还没有轮到他们。他们要求做婚姻辅导。以为感情破裂了，听人说毕淑敏心理门诊很好，就去排队等我的号。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做心理医生，不能加班加点，因为心理医生的负荷是有限的。大脑累了，就会迟钝，反应不过来。这个工作也没办法生产线流水化，不能批量处理问题。那我就想，还是写有关心理学的书吧。一本书至少能印一万册吧？读的人就算有人买了不读，读的也有几千人吧？这几乎相当于我当心理医生一辈子的工作量了。

　　张英：来访者很多，问题很严重。

　　毕淑敏：我觉得生理上的疾病预防为主，心理上的疾病也应以预防为主，提高我们心理健康的水平，让我们内心变得更稳定、更坚强，会有更多的沟通方式，包括学会处理困境，都是未雨绸缪。而不是一下子陷入抑郁、躁狂，并将负能量放散到他人和社会上。

　　我相信绝大多数来访者，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可以找到妥贴的解决办法的。就像我们生理上有了病，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看病、吃药、打针把病治好。真正讳疾忌医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做了心理医生后，我明白世界如此多姿，如此多视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逻辑，他的出发点带着他内心烙印的世界观。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很敬佩那些前来做心理咨询的人。他在生命中特别困难的时刻，愿意信任我，和他一道探讨怎么走出困境，而不是选择沉沦下去或者听天由命。来访者有一种自我改变的决心。

　　我很愿意投身到助人的过程中，陪伴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有时会很大。当一个人不再觉得孤独和恐惧时，自己便会找到方向和出口。

　　通过三年门诊，我帮到了很多人。我还愿意通过写作，继续来做助人的事情。最后我就关闭诊所，专心写作去了。

　　张英：我听一个心理医生说，毕淑敏开诊所开到后来不想开了，原因是你的价格比较高，都是有一批有钱的人把你的号就占住了。

　　毕淑敏:我的诊所是几个同学一起出资合办的，他们给我定的挂牌门诊价高。我当时说这不合适，不能这么高。但同学们说，请从工作大局着想，还有若干别的心理医生，如果你不定价高，其他医生的工作量就不饱和。若你定价100块，别人是50，那么分放着等你的会特别多，其他医生就少有工作量。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对小夫妻，高价也是愿意等我的号。人太多了，高价也挡不住。人到破釜沉舟的时候，其实不太在乎钱的区别。

　　刚才说了，我若写书，书价那时大约30块钱，一本书的价格和一盒饭价钱差不多。如果有心人去读了我的书，内心触碰若有所思，也许问题基本可以解决。我收到过多个读者来信，说他们原本准备自杀的，读了我的书，决定再尝试一下活下去。这个尝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不再寻死了。

中国人的心理问题

　　张英：现在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了，心理学诊所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了吗？

　　毕淑敏:相比十几年前，心理医生数量多了一些。但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比在纽约，有十万开业的心理医生，中国离满足需求还差很多。

　　林老师认为我跟她谈到过的那些我接触的案例的情况，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要严重。

　　原因：第一，中国人口多基数大。第二，中国人看心理医生的习惯，才刚刚建立起来。人不到特别严重的问题，通常不会求助心理医生的。所以，但凡来求助的人，程度往往比较严重。

　　第三，中国人看心理咨询的费用，基本上都是自费。除非你到医院去，挂个心理咨询科，才能走医保。而这样的医院，数目很少。除此之外，社保医保，一分钱不报销心理医生的费用。

　　来访者里，有觉得活得没意思的要报复他人，有即刻要自杀的，还有的来访者声称自己要杀谁谁……

　　张英：你那三年看门诊的经历，什么样的来访者问题最多？

　　毕淑敏:门诊来访者提的最多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这是哲学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来访者的问题，不管表面上如何千变万化，最后的根源都落在这上面。比如他来的时候，可能和我讨论的是：我要不要换工作？我现在跟我领导的关系非常僵，同事关系也不好，但是这份工作钱比较多。我挣钱到底干什么呢？为什么钱多了，我也不快乐？问到最后毫无疑问地指向人生：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生活，人生才有意义？

　　再比如很多中年夫妻，甚至老年夫妻，人生过了一大半，他们都觉得家庭冲突非常大，但我和他们讨论他们冲突的根结：最后会发现是世界观的冲突，价值观，观念的冲突，他们自己也清楚了原因，但问题是两个人都改不了，也不可能谁放弃自我妥协。凡是婚姻里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婚姻没有办法维持。

　　中国话爱说劝和不劝离，我不遵从这条世俗约定。我有时候非常鲜明地告知这些夫妻：如果你们确认是世界观问题的话，依我的经验，双方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因为“三观”对大家来讲，都很坚定的。老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讲的就是观念相似，彼此认同，处理人情世故想法相同。如果争论、冲突的两方，有一方打算彻底放弃，那就不用离婚了。但问题是，人都有自我，你不放弃你坚持，那冲突就非常尖锐，没有办法维持家庭。

　　很多案例，看起来是一些很外在的问题，一切千奇百怪的问题，最后我发现，核心里面就是关于人的那些本质问题。

　　张英：听起来，你会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你的观点和结论？

　　毕淑敏:不会。我可以加以一定的引导。但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直接把这个观点直接说给他们。或者说他们来的第一次，我就明白是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也可能一步一步去推进，到第十次的时候，我才可能试探着提出这样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

　　我后来和林老师分析过：为什么我们的问题这么集中？探讨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变化太快了。西方是几百年里他们的价值观就没变过，一直如此。如果是一个很平缓的过程，也许可以慢慢适应。

　　这有点像气侯极速变化。把人家的几百年的大发展历程，几十年走过来。举个例子，西方国家也有老公移情别恋，或者出现同居行为，然后老婆不干，最后算经济账离婚，实在不行上法庭，最后分手。但中国妻子会说，我把我最宝贵的贞操都给了他，我现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泼他硫酸。或者找老公的情人算账，大打出手，冲突很严重。

　　心理医生通常是不做道德评判的。我只是说，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对你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方法，情绪上少波动、少伤害，去争取应得利益。

　　张英：中国的心理学来访者的问题是中国特色。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毕淑敏:心理学有各种各样的流派。我所学习的林梦平教授，属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她的哲学基调非常明确。传授给我们的主旨是：要让来访者心理上精神上真正成长，不是就事论事。要引导来访者探索深层的原因：引发的实质是什么？

　　比如一个人教育孩子，看起来是教育小孩子的问题，但实际上的问题是：你要把这个小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有人通常会觉得，孩子小不懂事，我是为了你好，你就应该听大人的。但大人要认识到，小孩子是一个与你不同的个体，你首先要尊重小孩子，也尊重小孩子的选择。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世界三大心理学流派里，很有生命力的一个流派。

最严重的是家庭教育问题

　　张英：为教育孩子，父母观念不一，导致家庭问题，也是中国特色。

　　毕淑敏：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问题。我觉得咱们先不急着谈孩子的问题，先应该培训家长。

　　全世界的心理医生，其实都在医治由家庭造成的创伤。家庭中的成长问题，会在孩子们长大以后，以种种方式投射出来。有的人一生，也不会觉察到这个问题。人生中很多选择，都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在童年就被规定了。弗洛依德说，每一个人一生的脚本，在六岁以前已经全部写完。所有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父母焦虑成那样子，小朋友怎么能不焦虑呢？

　　如果父母尊重孩子，关系对等，把孩子当朋友，给予信任，不是管教，而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和想法，再给予建议和引导，孩子内在的力量就会生长出来。你觉得没有做过什么，但是发现改变已然发生了。父母信任孩子、尊重孩子，孩子就觉得我获得了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和父母沟通。父母给孩子建议，决定权在孩子手里，这个就是父母莫大的信任，沟通和互动就会良好，见到效果。

　　张英：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重要，父母其实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但很多父母，没有承担过这样的角色，也没有这个意识。

　　毕淑敏: 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大体上都是如此，这一代孩子在剧烈的变化当中，他受家里面的影响太大了。

　　比如说父母特别拜金，孩子不拜金是不可能的。父母如果特别自私，这个孩子也一定是自私的。你想成为一个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教育孩子，我建议从父母这里着手。

　　这一代年轻人的父母，他们之前打破了阶层的固化，是靠教育得来的。教育是中国现在打破阶层固化唯一的管道。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你怎么可能成为精英阶层一员？如果早几十年，还有万元户靠单打独斗，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那样场景。

　　张英：很多父母恨不得，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直接塞给孩子，或者直接让孩子按照自己规划的人生目标去活一辈子。

　　毕淑敏:人生真正碰到所有问题，都能提前去演练吗？都靠预习解决吗？学习可以靠提前预备，跟没有预习的人相比，就在短时间内占据明显优势。人生的大题目，绝没有这样的机会。

　　评价一个孩子，父母教育得成功不成功？要在更长的时间内做结论。有些电视剧、小说作品，一写到孩子最后上了北大，考了清华，进了哈佛、剑桥大学就算完了，像童话一样：王子和公主牵着手就结束了。这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后来呢？人生并不止于20岁，他还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那些才是最重要的阶段。

　　人生最高的宗旨，是人生的幸福。这个是哲学上的问题。人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幸福。这是费尔巴哈说的。那么孩子怎么样才能幸福？要让孩子有察觉幸福的能力。

　　那么，现在的孩子认为察觉幸福是什么？就是我考第一是幸福。一个班上的孩子40个、50个，第一总共是一个呗。你永远都第一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最后这些孩子崩溃起来，比别的孩子问题更严重。

　　永远不要轻视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上次我碰到一个和马云一块上补习班考大学的人，同班补习。第二年她考进了大学。我说马云呢？她说马云没考上，继续呆在那个补习班补习。现在谁能轻视马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的教育传统是，学而优则仕。为什么？为了维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不走样。所以当官必须要背“四书五经”，处理问题要引经据典，有章可循。为了执行不走样，要背得滚瓜烂熟。记忆力只是人的才华当中，极少的一部分。现在记忆力这件事情，重要性在退位。你随便拿一个手机、一个电脑，记忆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

　　张英：你写了几本关于幸福感的书，你认为，金钱不是灵丹妙药，让人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为什么？

　　毕淑敏: 现代人首先会觉得，幸福要取决于一定的条件。我认为除了你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时候，那确实就不幸福。国外有研究，温饱一旦解决以后，人类的幸福感，就和金钱不那么紧密相连了。

　　人类的幸福感，是一种灵魂的成就，和物质、金钱没太绝对的关系。可是现在人觉得，我要是有一辆宝马车我就幸福了，我要是升到了总经理，我就幸福了。太容易把幸福和一定的条件划等号。你能说一个下雪天送快递的人，他就一定不幸福吗？谁也不能这么讲。

　　当你特别期望一个有形的东西，一旦得到它，很快就对这个东西习以为常，丧失获得的幸福感。中彩票的人，从此大手大脚花钱，弄到破产也大有人在。

　　张英：所以第一个误区，认为幸福是有条件的，第二个，认为幸福和物质挂钩的。

　　毕淑敏: 现在有一个说法，幸福好像有一定的遗传性。我个人觉得，幸福感本身是很模糊难以测定的东西，研究并非是定论。若父母双方都比较幸福，家里的氛围就比较好一些，所以孩子就会比较容易被爱和满足，容易得到父母正面肯定，心理的完善程度更周全一点。

　　物质要求太高的人，欲望太多，需求太多的人，肯定不容易幸福的。我写过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我原来觉得幸福就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才叫幸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好像不足以道。但如果特别寒冷的时候，爱人把衣服脱下来搭你身上，那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不值多少钱，可是你会觉得很幸福。你特别饿的时候，有人给你一碗粥一碗面，热乎乎的，你会觉得那足够幸福了。

　　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别觉得幸福都是百年不遇，可遇不可求的，好像多么金光闪闪的，如果你一点一点去觉察它，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里幸福多了很多。

　　张英：人生的乐观态度和悲观态度，人的欲望高低，都与个人相关，结论也因此不同。

　　毕淑敏:任何一个问题，有正面也必有反面，习惯于去看正面还是反面的话，是你看问题的角度决定。事情一定一分为二，你习惯了去看那些正面部分，对自己是正面激励。暂且还不说世上有没有心想事成这事情。

　　如果你无法判断这件事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话，你去把它做正向的努力，一定比做负面努力的方面，胜算的概率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对这个世界的眼光还是从效果来看，乐观、积极的看待人生的难题，是更光明的选择。

　　中国人传统说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你负面地看，如果这件事真的是负面的，它必定会出现，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去阻止它。你积极去看，再把正向的因素调动起来，朝好的方向去努力，天地万物会为你的正面积极的想法，去做改变。

　　张英：在审时度势和积极选择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毕淑敏:我会觉得往积极方面考虑，是更好的心态。让自己心情愉悦，事情一定要坏掉，那也没什么办法。我有时候心想，人最后终有一死，我积极地活着，然后从容赴死好了，在这之前快乐地生活吧。

父母要懂得放手

　　张英：怎么看待家庭教育里的“虎妈”现象？

　　毕淑敏: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不能够离开社会大环境单独讨论这个现象。大家对未来有一种不安全感，父母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孩子，在将来社会竞争的时候多一点胜算和机会。我的经验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坚强的内心，心理健康水平高的话，他将来胜算的机会就比较大。

　　胜算不仅仅指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在某一个学科成为特别杰出的人物，或者他当多么大的官发多么大的财，是否建功立业，而在于他能否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哪怕这孩子将来当厨师，如果他做的每一顿饭里面都有爱和喜悦，又怎么能说这样的人生就一定不值得过呢？

　　张英：让孩子做一个坚强和幸福的人。

　　毕淑敏: 对，无论我们多么爱自个儿的孩子，孩子一辈子是一定会有挫败的时刻，一定会经历凄风苦雨，一定会遭遇父母无法为他遮挡的那种天灾人祸，那是他必须独自经历的人生。

　　那时候父母也许不在了，也许人虽在但也无奈，帮助不了他，只能靠他自己度过。我们爱孩子，送给他最好的礼物，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让他懂得困难是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

　　一个幸福的人，并不是这一生没有困难，没有灾难，没有苦恼，没有悲伤，只是他不会被这些东西长久地打倒，匍匐在地上不能起来。他只要能站起来，恢复向前看的勇气，我觉得就是父母教育的成功。

　　张英：内心坚定，知足常乐。

　　毕淑敏：现在人的不安全感太严重了，比如说医疗安全，不晓得你到底会生什么样的疾病，比如说教育安全，你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把一个孩子送到他能上的好学校。比如说你住的房子，你希望居住在市区核心地段，希望有别墅，这些都是带给我们不安全感的事物。过去有100万你就觉得安全，现在你得有500万或者1000万，甚至觉得到了这些数字也不安全。

　　安全感来自人的内心，一个内心不安全的人，有多少物质的堆积，仍旧是不安全的，如果内心是安全的，我觉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乐观、稳定的态度，坚定、强大的内心，对人生和生命有清醒的认知，不怕死，不轻易受外界的影响，这些都会让你增强安全感。

　　安全感不来自外面，安全感永远来自内心。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没有那么大的房间，我没有那么多的保险，我没有很多财物，但我仍然觉得我是安全的。我对我自己有信心，我有养活自己的能力，我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有基本的退休工资，一天有三餐饭，有大体的医疗保障，我就觉得安全。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更强大的不安全感呢。

　　所以我会觉得，现代人的不安全感，一部分来自身边的影响，比如一个女子会觉得我要嫁一个男的他变心怎么办呢？一个男子可能会觉得，这个女人要是不安分了那我怎么办呢？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外面信息影响，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人自危，变成被欲望和物质劫持的俘虏。

　　人生里必有一些境况，是人不能掌控的，不能掌控那部分，接纳好了。